[原创散文]童年三部曲 之二 还乡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的音乐老师教过我们一首歌，歌名我忘记了，大致内容说的是八月十五的时候爷孙儿俩打月饼的事儿，第一段的歌词好像是这样的：“八月十五月儿明呀，爷爷为我打月饼呀，月饼圆圆甜又香呀，我给爷爷一片心呀……”爷爷是个老红军，爷孙俩在一起团聚别提多开心。学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也是个老红军，但每年八月十五不会为我打月饼。他家的月饼在八月十五那天堆成了山，派个公务员给他分散在武汉各地的子女一人送一车，并命令就算撑死也得在月饼坏掉以前全部吃下。我们全家像响应党的号召一样，发动身边认识的人民群众吃月饼，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五以前个个一见到月饼就翻胃。我爷爷当然不是种月饼的，他家的菜田里不会一夜之间冒出这许多甜腻腻的东西来，那是地方各级官员给首长的节日贺礼，因为子女们几乎都不在身边，所以希望首长见到月饼就像见到儿女一样高兴。
　　不是儿女们不孝顺，主要是大家都在武汉有窝儿，又有工作要忙，不可能经常跑到县城去看他，而且八月十五经常又不是什么假期，仅仅作为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保留了下来，但还没有重要到需要停工停学的地步。于是直到每年的春节，我的父母们有将近一周长假的时候，我才能跟着他们风尘仆仆地回乡看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住在革命老区的麻城，他十四岁那年就在那里参加了黄麻起义，然后参加了红军，随着李先念的部队争战南北，曾经做过那个军的政治部主任，属于正军级干部。自从他的父母在山上砍柴时，被日本鬼子的飞机撒下的毒药毒死了以后，他就发誓要参加红军，消灭日本鬼子，替爹娘报仇。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他骑着马，管理着后勤。他吃过皮带、树皮，也亲眼看到过战友的脑袋被敌人的子弹射成了蜂窝。他在西征新疆的时候遭到国民党马布方骑兵的围剿，七万将士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后来他率领一百多战士越狱逃了出来，躲在湖南的一个小镇卖了三年油条，直到被李先念的部队发现。全国解放以后，他由于受到排挤，不得不告老还乡，隐归麻城。但是，由于他的卓越功勋和暴躁脾气，整个麻城县城乃至武汉市的各级领导官员都把他当作活佛供着。他在麻城的旧城墙遗址上的一栋小洋楼里住着，门前一片菜园，那是他主动要求的，农民还是改不了种地的习惯。
　　每年回麻城都要费很多周折。当时不像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也没有高速公路，我们只能在新华路长途汽车站坐一小时一趟的班车过去。班车走的是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汽车的发动机哼哼唧唧地运转着，我的父母和我挤着一排双人坐。座椅上铺着几乎百年未曾洗过的淡黄色草席，上面还有一堆用彩色笔写的脏话。从车子里面几乎看不见外面，因为浓黄的泥土扒在车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壳，我只能透过泥土中间微薄的缝隙，朦胧感觉车是在行使的。记忆是模糊的，但是我怀疑那是因为当时眼前也是同样模糊的结果。前后排和过道对面坐着的都是穿着花花绿绿衣服，两个扑红的脸蛋儿反着光，笑起来亮一口大黄牙的外地人。他们多半都是麻城或者宋埠来武汉打工的民工，辛苦了一年，总算可以回家省亲了，心里那股兴奋劲儿就别提了。他们叼着半截游泳牌香烟，大声地说着话，吐出的烟雾在车厢中缭绕着，弄得像仙境一般。
　　由于走的是崎岖不平的小路，班车开到麻城要五个小时。我们一般中午吃完饭出发，赶到麻城正好吃晚饭。旅途耗时太久，司机也累。一般在开过新洲以后，司机会把车停在一个没有加顶的青砖砌成的厕所旁，号召大家集体上厕所。厕所很小，漆着红色大字“男/女”的墙后只有两个蹲位，中间隔着一堵墙，自己撒尿的时候能清楚听见隔壁撒尿时的哗哗水响。出恭的地方其实就是一个大坑，大概有几尺深，里面颜色深浅不一的粪便一直堆到距踏脚处的两块红砖大概一尺的地方，里面还掺杂着各种颜色的草纸、报纸和香烟盒，一个连的苍蝇围着这堆恶臭得令人窒息的东西兴奋地盘旋着，发出吵闹的嗡嗡声。有时候我大解的时候都不敢蹲下去，总感觉有苍蝇会钻进我的屁眼里去。这个露天的厕所下面的粪坑一直通到旁边的菜田，田里一片黄土，什么植物都看不到。田埂上的人将队伍排成八字型，一直通到厕所的粪坑旁。熟识的人们在一起说笑着，陌生人相互面无表情地看着对方，然后一致性地将脸转向菜田，同时捂着嘴打哈欠。
　　五个小时能到麻城正赶上吃晚饭是幸运的，因为班车时常会在半路上坏掉。有时候是轮子爆掉了，有时候是发动机点不着火。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都会折腾个几十分钟，然后车才能继续往前开。有次那车就干脆坏在那里动不了了，当时还没有手机这种联络工具，司机和两个男人一起去离这里最近的城镇找电话求援，我们一车人被迫蹲在一户农家的大宅院门口。那户人挺和善，将家中所有的凳子都搬了出来给我们坐，还为我们烧了几壶开水喝。我们端着开水等到太阳落山，司机和那两个男人才气喘吁吁地走回来，说救援班车已经发车了，两个小时之后一定到。于是一群人脱着腮帮子，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直到星星和月亮真的出现了，我也在母亲的怀里呼呼睡了起来。朦胧中我被抱上了一辆黑洞洞的客车，车似乎很大，我能整个人横躺在沙发座椅上。耳边传来一阵阵抱怨声，但似乎随着困倦的加强，声音越来越弱。我一觉醒来，就看到了照在我睡的那长宽大单人床上的阳光。
　　爷爷住的那幢两层小洋楼在一个院子里。每次刚到大院门口，还没按门铃，门后的两只大白鹅就用着沙哑的声线叫唤起来。随之就会听见万阿姨欢喜的声音：“来了！来了！他们回来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万阿姨就已经在那里了。因为父亲张口闭口就是万阿姨长万阿姨短的，所以我也这样叫她。她也挺高兴，因为这样让她觉得自己至少年轻了二十岁。
　　万阿姨是爷爷家的保姆，来到了麻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她做的菜。特别是她包的包子，皮薄馅厚，口口进肉，比外面市场上卖的强之百倍。知道我喜欢吃包子，她每次都要特地事先做好一笼，等着我去吃。
　　我是长孙，也是目前我们家族能够传宗接代的唯一的独苗，所以爷爷对我疼爱有加，万阿姨也更是如此，把我当作小少爷看待。在家里父亲的威慑下当惯了孙子，回到麻城就当起了少爷，我心里那个美啊。但是门口那两只大白鹅却总是不把我当小主子看，每年都回麻城，它们还是不认识我，向看陌生人一样冲我叫唤。对此我很生气，经常捡一些小石子扔它们。大白鹅关在一个小院子里，肥胖的身躯根本飞不出来，更别提对我反抗了，只有扑扇着翅膀，大叫大嚷着提出抗议，但是它们的抗议还是被一颗颗石子无情地驳回了。直到有一年，我发现门口的大白鹅少了一只，剩下的一只再也没有以往那么凶了，发出嘶哑而震耳的悲鸣。我在麻城的小叔叔告诉我，那一只是老死的。从此以后，失去伴侣的白鹅就整天发着痴，脾气也变得更坏了，直到几年以后，也突然倒在伴侣以前死去的地方死掉了。
　　我的小叔叔从小到大都没有离开过麻城，或者说，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他的父亲。他父亲捧宝贝似的把他留在身边，似乎怕他突然有天跑掉了。他一直在麻城市邮政局工作，那是铁饭碗，每年还能有免费的邮票拿。我每年都从他那里拿了不少，放进我集邮的小册子里。因为他是我爷爷的宝贝儿子，邮政局的人都不敢惹他，他也成了当地一霸，抽烟、喝酒、赌博、泡妞没一项不是能手。但是他对我却是异常的温和，时常带着我满县城跑。
　　用猎枪打鸟就是他教我的。
　　爷爷家有一管双筒猎枪，小叔叔用它打死过的麻雀不计其数。凡是有野的无意飞到大院的墙头，他就放枪射击，将可怜的麻雀打成自由落体。他说，以前的神枪手都是打麻雀起家的，因为目标小，有难度。然后他就教我打。那时我还小，站着还不到他的腰际，放焰火时拿彩珠筒手都直发抖，更别说拿枪了，而且还是把真枪。我憋足了劲端着枪，一张小脸涨得通红，枪头还是直往下掉。后来小叔叔就托着枪头让我瞄准，打那些停在树上交头接耳的麻雀们。其实，他用猎枪教我还算是少数，多数情况下都是用气枪教我的。气枪比猎枪轻得多，也安全得多，有我父亲在场的时候，他就教我打气枪。用气枪还挺麻烦，要打一枪上一发子弹。于是我端得手发酸，也才放了两三枪，麻雀没打着半只，树叶倒打落了不少，打得麻雀们一边扑翅乱飞，一边在我的头顶唧唧喳喳地嘲笑我。把我笑烦了，我端起枪对着一群麻雀的栖息地就是一枪。只见一只倒霉的麻雀刚刚叫了没两声，就在树枝上晃悠了两下，头冲地栽了下来。我冲过去看，那只麻雀还活着，躺在地上瞪大眼睛看着我，右腿上一片血迹。见它这种表情，我就不忍心杀它了。我扯了根细线将它绑在围墙边的一条长凳上。后来等我玩了一圈儿后再来看它，它已经被从围墙外跳进来的一只黑猫吃得只剩下一只腿了。那只黑猫贪婪地舔着自己的嘴巴，嘴角边塞的全是鸟毛。我扛起一把锄头就去砍那只猫，吓得那猫顾不得剩下的那只腿，没命地逃出墙外去了。后来我把那只麻雀腿葬了，就葬在围墙边的葡萄架子下。
　　爷爷闲来没事，在大院里种了很多植物，有葡萄、橘子、苹果和石榴。他还种了很多菜，家里吃的菜基本上全是种的。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带着我站在菜地里，教我认什么是大葱，什么是大白菜，什么是胡萝卜，什么是莴苣。但是我在认清楚了这些蔬菜以后，就下地摘了这些蔬菜去喂兔子。
　　在厨房后面柴火房的对面，放着一排笼子，里面关着一群长毛白兔，繁盛的时候大概有三十来只。我喜欢隔着笼子，塞一些大葱和莴苣叶子进去喂它们。这使我发现，原来大白兔不光是喜欢吃萝卜白菜的。这些兔子吃东西的样子很奇怪，它们嘴动的幅度很小，分成三瓣的嘴唇几乎是永远贴在一起的，但是只要我将大葱和莴苣叶子送到它嘴边，那些食物就会像我父亲公司里的正在往打印机里送的白纸一样，慢慢地、有节奏地送进兔子的嘴里去。最后，喂兔子也让我学会了一句成语“兔子不食窝边草”。凡是失手掉进兔笼里的食物，就算比捏在我手里的更新鲜，任何一只兔子都不会再吃了。我把这个有趣的现象告诉了我的两个表妹，她们也屡试不爽。最后，我们三个都爱上了喂兔子这活儿，喂得每只兔子肚子圆鼓鼓的，吃完以后就拉稀。
　　菜地后面还有一个养鸡场，里面养着一百多只鸡。那里的公鸡全过着皇帝般的生活，每只都要娶个三宫六院的。一到早上，我就掂着脚尖跟着万阿姨踩着鸡屎进了鸡舍，然后赶跑所有的母鸡，在他们的窝里找鸡蛋。我们经常一捡就是一篮子的鸡蛋。出鸡舍的时候，母鸡们都跟在我们后面格格叫着找我们要鸡蛋，我们根本不予理会，告诉它们，想要鸡蛋自己回去生去！
　　就这样，爷爷在他的流氓小儿子和一大群动植物的陪伴下，过着下半辈子。我从未见过我奶奶。听我父亲说，她以前曾经是武汉九中的校长，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整死了。
　　对于“文革”那段时期，无论父亲还是母亲，对我提及的都相当少，在我年幼的思想中，那是一个可怕并且疯狂的年代。我的奶奶死在了那里，我的父亲也曾被吊起来毒打，一切都与我的生活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仿佛那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存在与外太空星空中的某一个断层中。而那个断层中的黑洞，侵蚀掉的不光是记忆，还有所有能够唤醒记忆的东西。
　　爷爷房里的书桌对面的墙上，用老式镜框镶着很多泛黄的黑白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些照片挂得那么高，我非得踩着凳子才能将眼睛够上去瞧。在那里，我认识了我的奶奶，那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人，梳一头齐耳的短发，使我想起了刘胡兰。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所有的女性都是梳着那样的发型，要么就是两根长长的麻花辫子顺着肩膀垂下来。可惜的是，我对奶奶的记忆就只能停留在那唯一留下的那张有些褶皱的相片里，此外就只是爷爷年轻时和我父亲、姑妈、叔叔小时候的相片。从他们的脸上，我几乎看不到任何笑容，为此我困惑了好久。每次上公园照相的时候，父母亲总要我挤出一副笑脸对着照相机的闪光灯，无论我是多么不情愿，也必须执行。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小时候没有这一项义务，所以我猜想，是他们在闪光灯闪光的一刹那，迅速收回了笑脸，表示对大人们的抗议吧。
　　有时候我在相框中找寻了很久，很想找到一张爷爷年轻时骑在马上威风凛凛的照片，但是却一无所获。父亲告诉我，所有战争年代的照片，都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抄走了。当时奶奶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纪念，将照片悄悄藏了起来，但是还是被爷爷给找到了，强行送到了那群戴着红袖章的孩子面前。
　　每当听父亲用及其隐讳的字眼描述“文革”时期的事情的时候，我都睁大了眼睛。我实在听不明白，就想问个究竟，但是母亲老是打断父亲的话，摸着我的头说：“现在跟你说了你也不懂，等你长大了，自然就知道了。”可是等我真的长大了，却越来越糊涂了。我认真地将历史书前后翻了好多遍，却找不出任何头绪，似乎这个时期就是一段真空，想探个究竟必须自己置身其中，否则，就是白费功夫。但是我也开始隐约了解到，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和现在正好相反，那时候是小孩管大人，学生管老师，儿子管父亲，什么亲情，什么友情，什么爱情，在那个时代都是说抛弃就应抛弃的东西，人们似乎变得冷酷无情，但是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奶奶被那群戴着红袖章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随后死去，留下了大哭大嚷的我的小叔叔。爷爷把他当作奶奶留下的唯一遗物好好地看护保养着，重活不让他干一下儿，书也不让他念，就让他陪在他的身边。小叔叔小的时候只有每天踮着脚，趴在乡村小学的窗口，看着里面的孩子们在一起大声地朗读，然后被他父亲一把扯住耳朵给拽回家，一边拖着在地上打滚的儿子，他一边说：“以后不准净学这些资本主义思想的东西！男娃儿读个啥书？会种地就行了！”于是小叔叔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直到爷爷去世。
　　在我的印象里，爷爷是一个及其吝啬的人。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会把我和我的两个表妹叫到跟前，要我们给他磕头，然后赏我们压岁钱。听说有钱拿，于是我将头磕得咚咚响，逗得爷爷哈哈大笑，然后拉着我的手，将一大把钞票塞到我的手心里。我以为是很多钱，接过以后满心欢喜地拿到太阳底下去数，结果发现都是一些一毛两毛的票子，最大面值也不过五毛钱。而我的那两个表妹更不高兴，因为每次她们得到的压岁钱都比我要少一倍。当她们知道了我得的钱比她们的多以后，就会用眼泪去控诉不公，但是我的姑妈们却会很和蔼地告诉她们：“他是我们家的长孙，当然要多拿一点啦！”其实我也知道，我拿的那些钱，只够买一些焰火的。
　　爷爷是个吝啬鬼这个秘密很快就在我家住的那条小巷传开了。隔壁的李奶奶经常皱着眉头问我：“你那个吝啬爷爷今年又给你多少压岁钱啊？”听到这里，我就很不高兴，我不愿意别人说我爷爷的坏话，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他是吝啬的。
　　一次回麻城的前一天，李奶奶劝我说：“今年我教你一招，一定能从你那个吝啬爷爷那里拿到很多压岁钱！”
　　我睁大眼睛看着她，眼里闪着光。
　　她继续说：“他把钱给你以后，你假装生气地把钱往地上一扔，说：‘这么点儿钱，我不要！’记住，一定要大声说，而且表现得很愤怒。你爷爷那么疼你，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再给你的。”
　　我瞧了一眼母亲，她似乎有些动摇，也附和着说：“你也可以试一试，说不定能管用。”
　　于是，我就牢牢记住了这番话。
　　大年初一，爷爷把我叫到跟前，我很干脆地给他磕了三个头，然后盯着他的手，看他准备给我多少钱。只见他满面笑容地塞给我一沓蓝紫色的票子，上面画着女工在车床上工作的图画。接过这一沓五毛的票子，我就知道总共不超过十块钱，多半就五块钱而已，因为去年他就只给了我五块钱。
　　我记起了李奶奶和母亲的话，于是大叫一声说：“这么点儿钱！我不要！”说着，就把钱狠狠地往地上一摔。
　　爷爷显然没料到平时温顺的我会突然使出这一招。他先愣了两秒种，然后猛地一拍躺椅扶手就站了起来，爆发了如洪钟般的怒吼声：“反了反了！小小年纪居然还嫌钱少！你这样还怎么得了！把钱给我捡起来！不然你今年一分钱都别想从我这里得到！”
　　我被这声音吓傻了，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威严的声音，比我父亲的怒吼声强了好几个分贝，而且声音中透着一股震慑力，震得我两腿发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爷爷继续吼道：“给我站起来说清楚！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哭得什么也不顾了，大声哽咽地嚷道：“是妈妈教我说的！是妈妈教我说的！……”
　　我话音刚落，立刻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万阿姨抱起我，笑着哄着我说：“哦，原来是妈妈说的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说出这种话的……”
　　我能感受得到母亲当时的难堪，她的脸一定比我当时的脸更红。我听她笑着承认，的确是她和邻居开玩笑的时候说的，没想到我居然当了真。
　　爷爷板着的脸突然展开了松弛的笑容。他慈祥地摸着我的头说：“我就知道这是别人教你的，我故意吓吓你，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大姑妈把地上的钱捡起来，塞到我手里，对我说：“拿好了，可别再扔掉了。”
　　我含着泪点了点头。
　　事情很快就过去了，大家又恢复了节日的欢乐，好像刚才的小插曲并没有发生。我悄悄数了数那沓压岁钱，居然有十块钱，原来爷爷早就想多给我一点了。我想到刚才自己的唐突，就想找个洞把脸埋进去，就好像遇到敌人的澳大利亚鸵鸟一样。